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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2月6日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王德三等人回云南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云南边疆多民族的实际进行探索、实践，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
王德三等人和毛泽东的合影，左三为王德三。
为加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力量，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王德三及在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训班（大沙头政训班）学习结业的赵琴仙（女）、张世瑾（女）、朱韵楼（女）、严英俊、赵祚传、刘玉瑞、杜涛、毕昌杰、张炽、张绍楚、孙荣贵、杨正元、卫秉礼、宋嘉琼（女）等10多名学员，于1927年2月先后回昆明。王德三回到昆明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开始着手扩大充实组织的工作。3月1日，在中共云南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委员会。特委成员及分工是：书记王德三、组织毕昌杰（４月到中央汇报工作后，赵祚传接管组织）、宣传张炽（４月到中央汇报工作后，刘玉瑞接管宣传），委员李鑫、吴澄、赵祚传、孙荣贵，秘书杨静珊。特委健全了党的工作机构，除组织、宣传外，还设立了以刘玉瑞（后为孙荣贵）为主任委员的工运委员会，以李鑫为主任委员的农运委员会，以吴澄为主任委员的妇运委员会，以李子固为负责人的军运委员会，由马逸飞负责的学运委员会，由严英俊负责的民运委员会，领导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云南特委于3月8日创办了机关刊物《日光》周刊，先后由张炽和刘玉瑞负责编辑，出版了8期，后受时局影响被迫停刊。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全国革命形势即发生逆转。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武汉汪精卫政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全国革命斗争陷入低潮，年轻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处于极其不利的环境，面对的是力量强大、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军阀，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先进分子，形势的变化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云南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也给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发展和斗争留下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回旋空间。
由于形势突变，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与所属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直到9月，中共云南特委都没有与上级组织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这期间，中共云南特委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由三月至五月对粤区曾数次报告，始终没有接到粤区答复……使我们不知道党的政策，工作上发生许多困难。五月以后，粤区的通信处都不知道，我们更无从发生关系。”在无法取得上级组织指示的困难条件下，中共云南特委一方面继续写出工作报告，派人到外地寻找上级组织，以争取组织对工作的指导；一方面“凭反动报纸字里行间推知一二”，了解中央的策略及工作经过，并根据上级组织原来布置的任务，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云南实际进行探索、实践，开展工作。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建立后，虽然分工专人负责工运、学运、军运等工作，划分小组开展活动，党员人数有所增加，但因云南政治形势恶劣、文化落后，党组织又刚刚成立，缺乏经验等原因，因而疏忽了组织建设，直到1927年2月党团组织“均只各约二十人”。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把发展和扩大组织作为工作重点，至4月底，党团员增至130余人。5月以后，云南当局开始清共，逮捕革命人士，使中共云南特委开展工作极为困难，组织发展被迫停止。到6月后，发展工作才又缓慢恢复，至9月党团员有近200人。除昆明市内和郊区农村约有 20个支部外，蒙自、嵩明、安宁、石龙坝都建有支部，其主要成分为工人21％（其中石龙坝支部全是工人），农民12％，小学教师13％ 。
在发展组织的同时，中共云南特委注重加强自身的建设。特委要求党的活动制度化，以加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并使组织决策更为准确和得到及时贯彻。支部会、支书联席会、党团员全体会议每周坚持1次，特委会每周2次，遇有突发情况，均召开临时会议。注重党员的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的自身素质。特委每周发讨论大纲1次，每半月发政治分析材料1次，并规定了党员必读的书报。1927年4月中旬，特委在昆明文庙举办第一期党团员训练班，组织党员及革命骨干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此后，中共云南特委还举办了第二期党团员训练班，中共迤南区委以及曲靖、墨江等地党组织也先后举办了党员训练班。此外，特委还举办云南农民运动讲习班、工农干部训练班、工人训练班等各种专门训练班。训练班学员在学习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还学习研究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兵士运动、党团关系及青年工作。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训练，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理论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些会议和训练班也扩大了党团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对白色恐怖中保护和保存党组织及党的有生力量十分不利。
中共云南特委加强自身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特别是武汉国共分裂消息传来后，“我们组织虽然没有多大动摇，不过，灰心、不严格遵守纪律的情况日见发生”。于是，8月后云南特委开始整顿党团组织，开除了在白色恐怖来临时，在党内散播谣言、制造分裂的两名党员；重新进行党员登记，“要能决心为无产阶级牺牲，服从纪律”的党员才能登记，否则“应自由退出”，对于不赞成土地革命、不赞成脱离国民党者允许退党，登记结果，云南党员“确数只有百七十人”。10月，中共云南特委基本澄清了党内出现的混乱思想，整顿工作结束。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在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云南特委直接领导的《日光》周刊， 在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云南特委通过党团员所在的群众组织，继续编印《女声》《云南学生》等刊物，从不同角度宣传和组织青年学生及妇女投入国民革命。《女声》第二期刊登的《现在云南妇女应有的觉悟》一文指出，有妇女参加的这场革命，必须认清自己的敌人。妇女除了受旧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外，就是受当权者们制定的种种法律的压迫。而“社会之当道，是帝国主义军阀，实施法律者，亦是军阀。由此看来，帝国主义、军阀、旧礼教，就是我们的仇敌。”对于国民革命的这些敌人，我们“要与他们战争，不顾一切的拿出（我）们奋（斗）的精神，实行打倒压迫我们的恶魔，从事革命。”文章最后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开步走！”此外，农协会员在农村中的演讲，学生青年下乡的宣传，都在人民群众中宣传了党的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云南特委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开拓了党在云南的工作局面，推进了斗争，团结教育了人民，为以后的革命活动积蓄了宝贵的力量。
摘自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一卷（1926——1950）》
来源：社会主义论坛微信公众号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